位于石佛寺镇杨沟村玉皇庙。

1933年10月6日，中共镇平县委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史称红庙山农民起义。

1931年12月6日，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鄂豫边区特委书记沈宗源发出了《给镇平县委的指示信》，错误地批评镇平县党组织没有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没有利用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组织武装，没有发动白色区域的游击战争等等。

1932年2月8日，中共镇平县委在杨沟村召开扩大会议，对“指示信”进行认真学习讨论，决定让共产党员姚天苍等在民团加紧兵运工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此后不久，中共镇平县委书记郭同昌被派往内乡天宁寺宛西乡师读书，开展学运，县委的日常工作由组织部长时润成负责。
　　时润成是晁陂镇时庄村的锻磨匠，家境贫寒，苦大仇深，斗争意志坚决，但没有文化，考虑问题不太冷静。在左倾盲动路线的影响下，他于1933年农历9月初在杨沟村西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红庙山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决定后，中共鄂豫边工委组织部长仝中玉前来巡视工作，指出镇平民团势力较强，起义不是儿戏，要作好充分准备，不要急于起义。县委书记郭同昌得知消息后，急忙从学校赶回镇平，虽有异议，但已难以阻止，只好在石佛寺北马隐店村召开紧急会议，对起义又作了具体部署。
　　起义心切的时润成又在杨沟村西坡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把石佛寺和高丘区干队起义士兵、民团起义士兵、晁陂大栗树村及石佛寺、二龙两地起义群众分别编为第一、二、三营，每人佩带“工农红军”袖章，按营、连竖起红旗为标志。起义时间定为农历九月十四日晚，起义地点定为红庙山；各路人员在红庙山聚齐后前往石佛寺，里应外合攻下石佛寺区公所，再奔袭县城杀掉自治派中的反动人物，然后进入五垛山区，在苇湖山、三潭一带组建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创立伏牛山革命根据地。
　　农历九月十四日夜9时许，时润成和宣传部长王朝旭守候在石佛寺街冀家巷毕玉甫住宅西屋的起义指挥部，中共镇平县委委员朱凤昌到红庙山下调遣起义队伍。
　　按照起义指挥部的部署，石佛寺以北地区参加起义的500余人，聚集在红庙山上听候调遣；二龙地区参加起义的200多人，集合在红庙山西北的红岩岭下待命；接应高丘卫队营起义士兵的人员，带着120枚“工农红军”袖章，在高丘南边的小山包上守候。宛西中学枪库的钥匙已经到手，县城通往侯集民团司令部的电话线也已割断，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到位。
　　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参加起义的农民朱振殿、杨俊杰害怕起义时杀掉自己的亲属而通风报信，使高丘卫队营起义领导人、共产党员姚天苍被下枪、盯梢；而时润成、王朝旭得知走漏风声后未采取应变措施，仍然在指挥部等候。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心急如焚的各路起义队伍苦苦等了半夜，却没有得到行动号令，天快亮时才知道起义失败了。
　　次日天亮，中共镇平县委迅速采取措施，将起义队伍分散隐蔽。但仍有20多名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相继被捕，残忍的敌人用坐老虎凳、火香烧、手指扎竹签等酷刑逼供，企图把镇平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被捕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姚天苍被杀害在赵河滩上，景富海、李书田被杀害在石佛寺西门外，田汝林被杀害在押往侯集的途中，陈天新、赵俊德被杀害在高丘……
　　镇平县红庙山农民起义是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决策，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的部署，农村家族意识的驱动而导致了失败。但是，在那艰难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镇平县委勇于武装斗争、壮大革命队伍、向往红色政权的精神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先驱党员视死如归、严守秘密的品质是无比高尚的，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