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泉寺在方城县拐河镇权庄村宝泉寺组的宝泉山下。因山下有一座“宝泉”，地下泉水四季喷涌，常年不曾干涸，而得名。
公元1130年，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汶阳镇一个姓范的进士家里，诞生了一个名叫范义广的婴儿。
20岁时，范义广出家为僧。这个出身显贵家族的孩子，自幼“酷好释教”。在河南少室山清凉寺废址上，“荆榛编茅为庵”，独处苦修。后“以嵩山戒坛院威公为 (其) 落发”，法号“广公和尚”。自此“因游诸方”，并在“方城宝泉山拐河村”居士陶善安、韩善普的恳请下，滞留在方城宝泉山下参禅悟道。
广公和尚“驻锡”宝泉山之后，“起荡屋二四所，岩穴中偶得古佛像，置之当阳，事若符契”，吸引四方信士蜂拥而至，潜心“阐扬佛法，诵念行道，勤而不辍”。在修行的过程中，广公和尚“躬率其徒，手植松桧(柏科常绿乔木) ，根株万余棵”"修曲廊室、僧察、客舍、厨库、原既之属，高敞雄丽”"自殿至堂、自堂祖室，懂(接近) 二百楹(房屋一间为一楹)”在广公和尚“经营缔构，积有岁年”之后，把一向空寂的宝泉山，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从林(指佛教禅宗名寺)”。位居河南“五大名寺”之列。贞花二年(1214年)夏六月十七日，在广公和尚圆寂五年之后，其弟子道月和尚等，申请地方政府为师“文诸 (于) 贞石 (坚石，指石碑)”，立“普济禅院广公和尚影堂铭记”碑刻。刻碑文详细记述了恩师功绩，及宝泉寺由来。
据明代《嘉靖裕州志》记载:“普济寺，在宝泉山。旧名宝泉寺，宋 (应为“金”) 贞花(金宣宗年号) 二年建。大定 (1161年~1189年，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 初有广宫 (公) 和尚游于此，遂驻锡焉。国朝洪武三年 (1370年) 重修。俱有记。”明代裕州(方城古称)参政许纶，在方城为政八年后枝临宝泉寺，感慨万千，留诗一首: “八年无暇宝泉谋，此日登临惬胜游。月影一瓢僧汲井，金声满座客输筹。烟消黛泼山堆髻，花落红流水满洲。自是此中消俗虑，不妨半日破民忧。”同时代的裕州参政蔡志，在他眼中的宝泉寺，更是别有韵味:“巡行遇晚到山间，借宿从林甚洒然。绿竹满园节不改，黄花遍野景偏鲜。耕耘自力尘无染，了见心田去外烟。如命乐天穷奥典，悠悠自在度长年。"宝泉寺当年的盛况，从这两位方城主要官员的诗词中，可见一斑。
到了清朝未年，宝泉寺没能逃脱世俗的浸染，吸食鸦片的歪风邪气在僧人中甚嚣尘上，乃至寺院的田产屋舍，渐渐归属附近果木园村的陆姓大户人家。以前属于寺院的大部分土地被陆员外耕种，寺院的不少房屋也成了陆家户们的居所一一宝泉寺迎来了历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衰败。
新中国成立之后，宝泉寺只剩下了圣端和尚，和他师兄的徒弟同心和尚，二人在此苦苦坚守。那时的宝泉寺因年久失修，大部分屋舍进风漏雨，完全呈现出一派破败景象来了。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风暴，也没有因为“此中消俗虑”，而隔过了宝泉山。寺院里凡是能够用作“炼钢”的铁制品，系数被收进了红彤形的炼钢炉里......就连宝泉寺的缔造者广公和尚，为了“肃静晨昏”，而亲手铸造的“大钟一钮”，也被附近韩沟村的朱家人套车拉走了。据说: 途中运钟车辆翻倒在路沟里，朱家人空车而归;那口钟，自此却没有了下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公社食堂”散火后，拐河公社(镇)开始建设“拐河人民礼堂(现已不存在)”。宝泉寺为数不多的殿堂里的那些砖木，再度被大量“征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期，正值“文革”高潮，拐河公社开始修建黄土岗水库。此时，宝泉寺庙院里，只剩下满眼的断垣残壁，和历代留下的铭文碑刻，“异类”一般东倒西歪着，不知所措。成了亟待破处的“四旧”，它们连同寺院的基石、柱座、过门石等一道，搬倒或挖出后，被一车车运到了约三公里外的水库建设工地，成为了黄土岗水库400米大坝的底料基石，永远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
《普济禅院广公和尚影堂铭记》石碑，因为过于高大，幸免于难，无声地见证着宝泉寺的前世今生......如今，我们无从获悉圣端和同心两位和尚，目睹这一切时的内心感受因为，在社会ZY大改造的浪潮里，宝泉寺仅有的两名和尚也同样命运多舛:同心和尚先于师叔谢师，住在破庙里的圣端老和尚，也成了宝泉寺村的“五保户”，84岁时郁郁而终(生卒年不详)。
自此之后，宝泉寺不再是一座名冠中原的古刹名寺，而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山间村落了......
宝泉寺中，现共存大小刻字石碑八座，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明史中记载的《普济禅院广公和尚影堂铭记》和敕普济院碑。两碑于1985年10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普济禅院广公和尚影堂铭记碑刻于金贞花二年(1214年)，蜗首，首九叠篆文“广公和尚影堂铭记”。座已残，通高2.9米，宽0.91米，厚0.13米。撰文人石子晋，书丹人高伯祥，篆额人王寿，立碑人道月、道海。碑文楷书，31行，满行89字。
碑文内容摘要:贞裕二年夏六月十七日，普济院僧道月踵门恳请七品文林郎石子晋为其师广公和尚撰写碑文，碑文中叙述了广公和尚生平事迹云:先师东平汶阳人姓范讳义广。祖登进士第，师自童稚酷好释氏教，年二十出家......人咸异之......因游诸方，道出方城宝泉山拐河镇......起茅屋三四所并于山穴中偶得古佛像置之当阳，事若符契，略有次第，由是远近以古佛膛目之。师欣然同事香火，阐扬法教......遂广兴工役，撤彼草茅，托其基址，依古道场制度作祠宇......高敞雄丽......承安改元以恩赐今额，师既以堂为院，颇偿宿愿，每岁会其类读群经，发明秘真，俾人有所开释，朝暮祭坛，首戴华严涅繁经，绕佛五百匝，作礼五百拜，念佛号万遍，至夜俨然而座，日以为常若此者二十年，老尔弥笃。未几，黝跌而灭......俗寿七十九......。举棺日，送葬者五万余人,葬院西百许步，立浮图五级。
敕普济院碑刻于金承安三年 (1198年)。圆额，额篆书“敕普济院”四字。额身一体，高1.65米，宽0.75米，厚0.32米。撰文人、书丹人、篆额人均漫滤不清。
碑文上部为行书、楷书、宋体。内容为“尚书礼部奉救可赐普济院牒至准敕故牒”碑文下部为楷书，内容叙述了释迦牟尼、达摩大士、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所居圣地之所在，引申到普济院的地望和敕准“普济院”名及广公和尚主持修建普济院塑阿弥陀佛、六师圣像、铸洪钟、植松栽竹等方面的情况。碑文漫滤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