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 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 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如张衡、祖冲之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文学方面，诗歌、 散文的创作，占有显著地位，涌现了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如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 史》、《聊斋志异》等均享有盛名。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民善 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
   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诸侯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种思想学术 流派的成就，与大体同时的古希腊文明东西辉映。至汉武帝时（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统治汉族古代思想与文化近2000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 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 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 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 杂史、地方史志、 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 目， 其中如张衡(78～139)、 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 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 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 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约987～约1053）、 苏轼(1037～1101)、 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 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 (1009～1066)、 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小说创作，到 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也运用 汉语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名家与名著，而《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其他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表现了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 长，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 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 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
   汉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字经过3000年的演变，发展成现在的通用简化汉字。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
   汉语分为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北、闽南、 粤等八大方言。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文起源于远古，现行的方块字是从4000多年以前的殷商甲骨文和商周金文演变而 来。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常常深刻的影响。 汉语的语音 汉语有4个声调：55(阴平声)、35(阳平声)、214(上声)、51(去声)。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是“汉语音韵学”，建立于公元5世纪，迄今已 有1000多年的历史。 汉语的词汇 汉语的词汇特点，一是单音成义，即一字一音表达一个意思，构成了一个语素(词素)，独立使用。二是语素的构词能力极强，有包含原意的合成词构成，有不包含 原意的联绵词构成。三是注重词中的字序，字序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 汉语的语法 汉族的语法特点，第一是词序固定，一般按“主语——谓语——宾语”的词序构成句子。在现代汉语典型句型中，定语一般置于它所修饰的名词前面，状语一般置于 它所修饰的动词前面。 第二是虚词的应用，在汉语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是汉语在习惯上的表达与理解，常常不受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语法理论中形态成份的约束，而受“意合法”原则制约。 所谓“意合法”，就是语意合乎逻辑的法则。 汉字 汉字是独立发明、逐步演进、由笔划结构而成的方块字。目前所知原始的汉字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图形文字，以及河南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称为陶文。以 后，商周时代有甲骨文、金文、战国时秦有大彖(又称籀文)，六国有简帛文字，秦汉时有小彖、隶书，汉以后有揩书(又称真书)、草书和行书。

   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为华夏族南迁的一支，给楚地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
   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熊绎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南牌坊湾地段，南起土门三岔路口，北至封银岩嘴，东至道路红线，西至清溪河边。沿途兴建10个早期楚文化街头景点和2个早期楚文化广场，并与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长廊连为一体，构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观带。熊绎文化大道配套建设启明广场、承水玉桥、楚源凤台等3项景观节点。
   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料记载，熊绎，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时代，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绎命名，寓意是将“荆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扬祖先熊绎率部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楚人精神。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
   楚文化美术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等等，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花朵流动与生长的造型，正给人自由、生动的想象。 楚国盛产细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进行考古发掘，大量青铜器、玉器、漆器出土，艺术门类丰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尊盘工艺奇绝，被誉为“先秦时期的顶峰”；漆衣箱中带有“斗”字的天文图像，更成为研究和佐证早期先民的宇宙观念的重要标本。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古墓葬群，属周代楚国重要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长子狗”铜鼎和“公大史”铜方鼎等重点文物。铜器造型严谨，花纹繁缛，创新了铜器制作工艺，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艺。
   这一考古发现，与随后的荆门包山二号墓漆奁彩绘等，给考古学以至艺术史学界带来空前的惊喜。史学家称，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及中国美术源头“起于汉代”的谬误，为中国美术本原做了根本性补充。艺术界兴起“楚文化热”。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亚洲第一（军事以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人，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明一如冲出峡谷的江河，以奔腾万里之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飞速发展，表现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以致盛极一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一个国家和外国通商的地点﹐又称通商口岸。政府在商埠设置税务机关﹐对合法贸易征收关税。清代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曾设立粤海﹑ 闽海﹑浙海﹑江海四税关﹐进行对外贸易。实行闭关政策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并对来华贸易的海路外商采取严格的管理措 施。鸦片战争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了五个通商口岸。依据1842年 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的 规定﹐清政府先后开放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撤废行商制度﹐制定“协议关”﹐征收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并规定以后税率的变动必须征得通商国家的 同意。从此商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机制商品﹑鸦片毒物的倾销市场﹐以及中国丝茶农副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贩运出国的征集地点。
   然而外商并不满足于五口贸易﹐他们进行的鸦片和商品走私﹑掠卖人口等活动﹐也扩展到当时尚未开放的温州﹑舟山﹑定海﹑镇海﹑汕头﹑淡水等地。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及上海 小刀会起义后﹐外商乘机夺取了上海海关行政管理权﹐声称“代管”。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依据1858年 6月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10月间的《北京条约》的 规定﹐先后开放了潮州﹑天津﹑牛庄﹑芝罘﹑淡水﹑台湾﹑琼州七个沿海口岸和镇江﹑汉口﹑九江﹑南京四个长江口岸。在签订条约时﹐四个长江沿岸商埠尚在太平 天国统治下或受其军队控制的区域﹐太平天国失败后﹐才得以真正“开放”。上述十六个商埠的先后设置﹐使外国商船不仅扩大了从南到北的中国沿海航行范围﹐还 能驶入长江﹐取得了内河航行权。外商在各商埠间往来贩运贸易﹐不但倾销洋货﹐攫取超额利润﹐而且开始从内地直接贩运中国土货﹐享受只要加征2.5%的子口 半税﹐就不再缴纳内地厘金﹑常税的优惠特权。同时﹐上海实行的外国人把持海关的制度﹐普遍推行到中国通商各口﹐使得中国商人非但得不到海关的保护﹐反遭歧 视和打击。中国沿海和长江的帆船运输业更受到外国在华航运企业的严重威胁和竞争﹐从此衰落不振。
   1868～1869年间中英修约谈判时﹐完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提出新的贪婪要求﹐甚至新修订的《中英北京条约》和善后章程等﹐由于没有能充分满足在华英商的愿望而遭到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新约中增开的商埠太少﹐没有深入到湖南﹑四川。英政府于1870年7月间宣布不予批准这一条约。到1875年3月间﹐英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案对清政府进行威胁勒索后﹐《中英烟台会议条款》第 三端之一规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为停泊码头（即准许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重庆 “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都在1877 年4月初次第开放﹐而重庆直到1891年3月才正式开埠。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外通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伊士运河的通航﹐缩短了欧洲到东 亚的航程﹐降低了运输费用﹐加速了资金的周转﹔而国际海底电报的畅通﹐更迅速传递着世界各地市场行情﹐减少外商亏损的风险﹐扩大了廉价商品的输出倾销。因 此在7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过三年的出超（1872﹑1873和1876年）﹐其余年份都是入超﹐并且逆差额还不断增加。1877年的进出口总货值银 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一万余海关两﹐入超就达到八百六十三万余两﹐占总货值的6%r到1894年时﹐总货值增至两亿九千三百七十五万余两﹐入超计三千七百五十 五万余两﹐占总货值的13.78%。
   清代和陆地毗邻国家的通商贸易﹐本是承袭以往朝贡制度在京卖买﹐并在边界上择地互市。如与沙俄的互市场所初设库伦﹐雍正二年（1725）《恰克图条约》订立后﹐就在恰克图建立买卖城进行互市﹐归理藩院辖理。19世纪中叶﹐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7月5日）签定后﹐中国开放伊犁和塔城﹐建筑贸易或买卖圈子﹐允许俄商贸易免税﹐而不准参加海路通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在调解的名义下﹐诱骗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 6月13日）﹐获得最惠国待遇﹐而《中俄北京续增条约》（1860年11月14日）允准俄商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县）通商﹐零星货物亦准在库伦﹑张家口行销。按照1862年订立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 规定﹐俄商在中国边界百里之内贸易﹐概不纳税﹐经陆路运抵天津的俄国货物所应纳的进口整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之一”﹐俄商从张家口贩运土货回国﹐只纳子口 半税（2.5%）﹐免纳出口正税。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更显露在所谓“代收”伊犁事件上。1871年6﹑7月间﹐沙俄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悍然出兵侵占 中国伊犁地区。经过崇厚和曾纪泽两次出使俄国谈判﹐在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中规定﹐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增设领事﹐俄商可到天山南北各城贸易并“暂不纳税”﹔俄货由陆路运至嘉峪关者按惯例减税三分之一。这些规定给予俄商的各项商业优惠特权﹐开陆路通商减税的恶例﹔后来各国纷纷效尤﹐造成中国税收上的严重损失。
   继沙俄之后﹐英法两国也竭尽全力来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以图分享陆路通商减税的特权。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续议商约（1887年6月24日）规定开放广西龙州 （1889年6月1日）﹑云南蒙自（1889年8月24日）和蛮耗为中越边境上的商埠﹐后来蛮耗改为河口﹐于1897年正式开埠。英国在1886年吞并上 缅甸后﹐力图开辟滇缅陆路通商口岸。1893年 3月签订了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英国领事又进驻蛮允（后改腾越）﹐开始和法国分享在云南倾销商品的市场。同时它还从印度进窥西藏﹐在中英藏印续约 （1893年12月5日）中规定亚东为中印边境商埠﹐于五年内暂不纳税。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马关条约》又规定增开苏州（1876年8月26 日)﹑杭州﹑沙市（1896年10月1日）和重庆四处商埠﹐以后添设了长沙（1904年7月1日）。外国在华的内河航行权竟扩展到从长江溯入湘江﹐从吴淞 江开进江浙运河。英国依据《中缅条约》（1897年 2月4日）实现了它打开西江的野心﹐设置了梧州（1897年6月3日）﹑三水（6月4日）和江门（1904年4月22日）三埠。
   这时﹐出现所谓的 中国“自开商埠”﹐形式上由清政府自动开放﹐但并没有条约的正式规定。1898年3﹑4月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下﹐奏准添设通商口岸 四处﹐即吴淞（1898年 4月20日）﹑湖南岳州（1899年11月1日）﹑福建三都澳（1899年5月8日）﹑直隶北戴河至海滨秦皇岛（1901年12月）﹐目的是增加关税收入 ﹐“筹还洋款”。于是各省就在外国公使或领事的要求下﹐以“振兴商务”﹑“藉裨饷源”为口实﹐先后开放了厦门鼓浪屿（1902年5月1日）﹑广西南宁 （1907年 1月1日）﹑云南昆明（1908年5月28日）等埠。这一时期﹐在列强修筑的铁路沿线开放商埠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如山东省内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线上的济南﹑ 周村﹑潍县就是在德国领事要求下﹐由袁世凯﹑周馥奏准于1906年 1月10日自行开放﹔黑龙江省沙俄建筑的中东铁路线上的满洲里和绥芬河在1896年 9月18日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定为通商口岸。辽宁省的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市）和大东沟在1907～1908年间先后开放。1905年日 俄战后﹐日本在东北三省内接收了沙俄南满铁路干支各线以及擅自兴筑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如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凤凰城﹑辽阳﹑长春﹑吉林﹑晖春 ﹑三姓﹑宁古塔﹑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等﹐并在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第一款里规定上述城镇“俟日俄两国军队 撤退后……中国自行开埠通商”。1909年11月 2日﹐据中日图们江满韩界务条款第二款规定中国政府正式开放龙井村（今延吉）﹑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埠﹐并“准各国人居住贸易”。
   辛亥革命爆 发前﹐清政府所开放的商埠﹐计达八十二处﹐除河南﹑陕西﹑山西﹑贵州外﹐遍全国各省。其中约开口岸六十九处﹐自开十三处。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 货总值已经增加到银八亿五千九百九十一万余海关两﹐比甲午战前增加了二点九倍﹔可是入超额高达银一亿零五百二十三万余两﹐增加了二点八倍。从1867到 1911年的四十五年间﹐各商埠能够保持出超的﹐只有广州﹑福州﹑汉口﹑牛庄﹑哈尔滨﹑三姓﹑瑷珲﹑大东沟﹑南宁﹑九江等十处﹐其它都是入超﹐而以上海为 最高﹐累计银十七亿八千八百七十万余海关两。全国的入超净值累计达二十二亿七千四百零四万余两。全国各地城乡市场上充满了外国倾销的廉价商品﹐中国土货不 断降价﹐输出受到排斥。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大量的黄金白银就继续不断地流向国外﹐以致国内物价腾贵﹐销路停滞﹐各埠普遍发生商业危机和货币信贷危机。